锐参考 | 后金融危机的十年,美国变好了吗?

2018-10-11 17:15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10月11日报道(文/徐剑梅)今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小周期,从这个小周期的时间“句点”回溯,单纯以当下情况评判十年来美国改革的成效,那么或许可以粗略地说,2008年9月到2018年9月,美国经济改革取得成效,但社会改革遭遇挫折,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政治极化趋势加剧。美国经济重新向好的同时,社会分裂程度加深;硬实力重露锋芒的同时,软实力相对下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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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骚乱一周年的前一天,在夏洛茨维尔市一对情侣悼念去年骚乱中的遇难者。(法新社)

三次改革效果被打折扣

金融危机爆发十年间,美国由联邦政府顶层设计并自上而下推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三大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医疗保健改革(奥巴马医改)、特朗普政府税制改革。

金融危机初起时,美国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防堵“大到不能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是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核心一是全面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者”;二是加强对普通消费者的保护,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并赋予更大监管权力。特朗普上台后,签署行政令削弱该法案效力,解绑金融创新及其服务经济的功能。评论者认为特朗普加强了美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但为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二大改革是奥巴马医改,即《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2010年3月生效。法案要求所有美国公民除非宗教信仰或经济困难等原因获得豁免,要么买医保,要么交罚款,将3000万无医保者纳入医保覆盖范围。奥巴马医改实施后,许多中产阶层不满保费上涨而保险覆盖范围缩小,认为医保性价比降低。特朗普把废除奥马巴医改作为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但参议院未能通过,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通过行政令和预算条款,特朗普政府严重削弱了奥巴马医改。2017年12月,他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规定2019年起不再强制购买医保。智库华盛顿都市研究所专家说,为削弱奥巴马医改而不引发选民抱怨,特朗普政府负担了很大一部分医保抵扣,但开支巨大今后势必难以为继。但迄今,特朗普政府和两党都提不出能够替代奥巴马医改的方案。

第三大改革是特朗普2017年12月签署的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税改法案,2018年1月开始实施,内容包括:永久性降低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进行一次性征税;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未来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只需在利润产生地国交税,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降低大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仍分7档不变,有效期至2025年底。税改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最重要的立法成绩,特朗普形容说,“为美国经济引擎注入燃料”,但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因此激增。随着时间推移,多州选民认为税改主要受益者是富人和高收入阶层,使得中期选举时多州共和党候选人淡化税改“政绩”。

两党轮替追求短期政绩

从改革思路看,奥巴马践行了民主党的传统理念:加强政府监管、加固社会安全网,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和扩大财富涓滴效应,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重演。特朗普则遵循了共和党的一贯主张:减税、强军、放松政府管制、放宽能源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刺激居民消费。军工和能源历来是最支持,也是对共和党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共和党政策一贯利好这两个领域,这些方面,特朗普政府与之前的共和党政府并无二致。不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他们的政策都为追求任内收效的短期政绩而导致或预期导致美国政府债务继续快速增加。此外,他们对外确保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目标并无二致,都试图通过重订国际贸易规则增强美国竞争力(奥巴马通过TPP和TTIP,特朗普通过废除多边协议重谈双边协定)。如果说区别,可以说奥巴马政府更相信软实力,而特朗普政府更信奉硬实力。

从改革动力看,美国的选举政治一个突出特色是:胜选者往往是最能提供有号召力的变革愿景从而激励选民的政治家,在危机和历史转折时期尤其如此。因此,历届美国新政府上台时,都会雄心勃勃地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而民主、共和两党的轮流坐庄,又使得美国政府自上而下施行的任何重大改革,都具有“钟摆”式定期回摆的特点。而从改革本身的命运看,历史上,随着共和、民主两党大体上以8年两任为一个周期的交替执政,美国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往往呈现“进两步、退一步”的特点,犹如拉锯扯锯,在反复妥协折中中前行,难以贯彻始终也难以彻底颠覆。即便处处反奥巴马之道而行之的特朗普政府,也无法从法律上彻底废除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两项改革遗产——金融监管法案和奥巴马医改,只能设法针对具体条文“掏空”。换个角度,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重大改革,在执行若干年后,往往会随着政治周期进入与时俱进的“校正”过程。

以上所涉,还只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主导的改革。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在西方也是非常独特的,颇似海绵或蜂窝煤,有着丰富的“孔穴”或者说社会网络节点,每项改革从设计到实施,实际都“政出多头”,牵涉多方利益,包括智库研究建言,相关课题侧重市场还是着重民生,细分度很高。一年365日,各行各业、草根民众、非政府组织等自主推动的各种自下而上改革诉求多如牛毛,通过游说团体、行业协会、各类智库、政治捐赠、地方与联邦选举等各种毛细血管汇流、互动和表达。千千万万个体的自主行为,看似纷乱无章、缺乏效率,却被市场、价值观、社区自治、司法制度等“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形成社会整体协作的相对一致性。

三种趋势加重民众失望

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重大改革,不论顶层设计还是自下而上,都没有处理好美国社会面临的内在根本性问题。这是当前美国从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结构,到民粹思潮兴起和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内政外交剧烈转型的深层原因。

新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三种趋势日益明显,即随着人口结构变迁,白人行将失去多数地位,种族矛盾重新加深;金融危机凸显1%超富人群和99%民众的矛盾,政府救富未能济穷,中产萎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共和、民主两党各自内部激进力量壮大、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妥协空间缩小,两党政治日趋极化、部落化。

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改革举措,都没有阻遏或缓解这三种趋势的持续发展。而这三种趋势的有增无减,都加深了普通民众对政府、国会等既成体制内、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客(即建制派)的失望和不信任。民粹主义和愤怒政治的兴起、社交网络的“回音壁”效应、“另类事实”的繁殖传播、身份政治和所谓“文化战争”,则既从中汲取养料,又对这些趋势推波助澜,美国社会分裂不断加深,削弱体制的权威性,压缩妥协和共识空间。

尽管如此,据记者观察,美国的政治分裂程度,并不像美国媒体渲染的那样严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脱离两党建制框架。即以国会党争而论,常见的画面是,会上彼此抨击,不留情面;会下拍肩握手,谈笑风生。从调整对华政策,到应对阿片成瘾危机,两党都迅速达成广泛共识。即便两党对立极为严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提名确认问题,通过授权联邦调查局进行“有限”调查等,两党也有所妥协。这或可说明,尽管两党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政党利益至上倾向,但在很多领域仍持有广泛共识;而在具体程序上,两党也存在妥协和交易空间。而两党的共识基础,实际上是美国民意的向背。反过来说,如果民意相对一致,两党就容易达成共识,重大改革就较易施行,特朗普即将签署的应对阿片类药物一揽子法案,具体项目和资金涉及几乎所有联邦政府部门,非常繁复,在参众两院都是压倒性多数轻松通过,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制度设计规则和上述改革推行特点,使得美国即便具体的改革举措失败,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导致真正的社会决裂或重大制度性危机。只不过,美国倾向于“问题思维”和“危机思维”,时刻寻找隐患,定位未来可能的威胁与危机,通过提前设计的变革加以应对,这本身也是美国谋求团结和共识的一种方式。一些美国媒体、智库渲染的所谓“美国新内战”“民主危机”等,以记者的观察,是在美国历史多个时期反复出现、已成某种“美式惯性”的过甚其辞。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不可能抽刀断流。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小周期,是更长历史周期的一部分。当下,是过去的果,又是未来的因,具有即时性、动态性、复杂性。在今后时间周期里,对当下的评估还将出现多向性、多层面的校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任何改革,即便达到原有目的,也往往既解决问题,又制造问题。而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改革的蝴蝶效应和漩涡效应,其跨界程度远超设计者的初衷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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