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演变与构建(一):被占领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及构建路径

2019-02-13 00:43   参考消息网  

编者按:战后日本实现了从战败国到“文明国家”形象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其国家形象排名居于世界前列。在2005年至2014年间,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GlobeScan针对国家影响力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正面国家形象排名长期稳居前六名,日本成为国民高素质、产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的典范。战后70余年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及经营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着对外关系。针对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巨大转变,探究其国家形象的演进历程,剖析其国家形象构建路径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

作者:毕亚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参考消息网2月13日报道 国家形象是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对该国的总体认知与评价。作为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对综合国力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战后日本在对国内外形势的认知与判断中,不断构建与经营其国家形象,其国家形象的范畴要素不断扩展,塑造路径愈加主动。同时,对日本国形象的评价呈现出国际社会给予积极提升和东亚邻国给予负面恶化的“两相背离”的矛盾现象。

1945年至1952年,日本实际由美国单独占领,战后“民主主义”建设正式开启,日本国家形象认知与构建直面战争遗留的影响与战后国家重建的双重命题。

被占领时期日本的国家形象

1.战争侵略者形象的遗留与战后对日恐惧

战后初期日本的国家形象被贴上了“残暴”“军国主义”等标签。据1945年战争结束之初芝加哥大学所做的舆论调查,有6%的美国公众要求将“日本人全部消灭”,高达74%的被调查者支持对日本进行严密的监管、强制性占领与非军事化改造。

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也成为战后处理的讨论焦点。据当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处死天皇的意见占33%,天皇应接受审判的意见占37%,保留天皇的意见仅占6%至7%”。苏联、澳大利亚等盟国也要求将天皇作为“头号战犯”进行处置。

在日本国内,与战前对天皇的敬畏相比,战后部分民众表现出了对天皇制的“漠不关心”,甚至以南原繁等为代表的思想研究领域人士公开发言支持天皇退位 。

在日本正式投降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了一种垂直的战后世界秩序,主张半永久性地削减主要敌国力量,该设想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1943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构想及《开罗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战争而引起的对于军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的恐惧,在战后初期直接反映到对日本的占领方针中来。

2.战后日本的颓败形象与国家重建难题

战争使至少270万日本军民死亡,约占1941年日本总人口的3%到4%。同盟国对日本本土的海战与空袭战毁灭了日本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因空袭而受损,东京作为日本全国最大的都市,战争造成的伤亡使其由1940年的670万人口减为1945年的280万人。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只有1941年的1/7。

因物资匮乏引发的通货膨胀很快造成经济混乱,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在1946年5月的舆论调查中,日本民众最亟需的物资“主食”仍位列第一,甚至到1948年内阁府的舆论调查中,还有高达48.1%的民众认为自身生活状况“较去年更为恶化”。

从战后经济体系的整体溃败到以天皇为代表的精神支柱的崩塌,战后千疮百孔的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在与占领者美国的周旋中,日本政治精英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为国体的保存、经济的重振与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

被占领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

1. 改变战争侵略者形象,消除战后对日恐惧

第一,改变军国主义的政府形象,保留日本政府。占领初期,日本政府竭力向占领军证明其利用价值和合作意图,对内极力表现出对国民的统治能力,对盟军总司令部则做出可靠的合作者姿态。在实行象征天皇制和制定宪法等关键问题上,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并适时引导,将日本统治集团的目标巧妙地融合在美国主导的占领政策之中。

第二,改变负有战争罪行争议的天皇形象,维持天皇制。为洗脱天皇战争罪名、保留国体,东久迩内阁提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无责任论”,意在将“开战责任论”模糊为“战败原因论”。以占领军需利用天皇权威进行和平占领为契机,日本政府与麦克阿瑟多次谈判,获得了麦克阿瑟对天皇的支持。此外,“地方巡幸”成为天皇在国民间树立战后新形象的重要手段,为其从“现人神”转化为人间的“精神”存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与日本政界的“助攻”下,天皇作为协助占领的“精神工具”得以留存。

第三,改变穷兵黩武的国家形象,回归国际社会。战后日本政治家通过接纳新宪法、配合民主改革等契机,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完成了从“战争恶魔”到“理想之国”的转变。1946年对美舆论调查中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已真正改变”,1948年的舆论调查中有5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之后20年间日本不会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1951年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的缔结宣告,长达6年的被占领时期结束,为日本构建战后国家形象奠定了基调。参与媾和的受害国在国际法层面与日本结束了战争状态,开启了赔偿谈判,正式清算与日本的战争历史。对参与媾和的国家而言,日本不再是具有侵略阴影的战败国,而成为了西方阵营的独立一员。正如杜鲁门在媾和会议的演讲中所言,“我们之间再无胜败,只有为和平而协力共进的同伴”。

2. 改变战后日本的颓败形象,实现国家重建

第一,政府的有效领导与国民的共同努力。从战败至实现经济复兴的近十年时间里,日本政府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在充分利用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缓解粮食危机,抑制通货膨胀,“靠自己的脚走路”,实现经济自立。在政府的有效领导下,日本国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与隐忍,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保持社会秩序,鲜有犯罪行为”。

第二,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带来了改变战后经济发展进程的契机。巨大的战争特需与商品输出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仅朝鲜战争期间补给军需等狭义特需就高达10亿美元,日本从国际贸易中的买方市场一举转变为卖方市场。在战争特需与商品输出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滞货一扫而空,商品生产势头高涨,矿业生产指数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到四个月即突破了战前生产水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也在次年恢复战前水平。

第三,利用战后形势变化,积极寻求美国援助,减少战争赔偿。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美国开始大力扶植日本经济。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赔偿报告,不仅要削减日本的赔偿数额,甚至建议由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提供资助。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发表了停止拆迁赔偿的声明。事实上终止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美国对日赔偿政策的转变对于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消极的援助”作用。日本政府深谙美国在片面媾和中的主导地位,利用美国为日本争取宽大的媾和条件,由美国代表出面游说严苛的赔偿要求。由占领初期严厉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最终演变为“旧金山和约”中象征性的劳务赔偿。索赔国的索赔权限被极大限制,赔偿金额大幅缩水,日本以最利于其经济复兴的形式完成了战后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