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竞争性共存”将成中美关系新态势

2018-03-14 15:14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3月14日报道(文/赵明昊)未来一个时期,在中国不断推进“强国方略”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能否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国际战略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总体实现平稳过渡,但值得注意的是,“竞争”日益成为美国高级官员和战略界人士谈论对华政策时的一大“热词”。日前,王毅外长在两会记者会上也就此表示,“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竞争,这在国际交往当中也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中美可以有竞争,不必做对手,更需当伙伴”。无疑,如何准确看待和有效应对中美竞争,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两国需要放眼长远、相向而行,深入筹谋“竞争性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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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代表(右)和美国司法部法警局代表签署移交备忘录。当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美籍红通逃犯移交美方。这是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结束后,两国执法部门开展追逃追赃合作取得的新成果。(凡军 摄)

美战略界形成新“中国观”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举行名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防情报局局长阿什利等称,中国花费巨资加紧提升太空作战等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贸等手段构建自身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影响力构成威胁。此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14年以来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在涉及中国的表述基调方面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持一致。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负责战略和部队部署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科尔比称:“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根本性转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为大国战争作准备。”

应当看到,特朗普政府高官的公共言论以及美国国家战略文件中涉华表态,基本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在过去几年中逐步形成的新的“中国观”——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这一“中国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大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07-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在欧美多国发生,西方国家经济困局加深,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美国战略界感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稳中有进,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有关“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必胜主义”情绪,其“中国观”开始发生变化。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加之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争端、“亚太再平衡”等问题的矛盾凸显,这构成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演变的第二个重要节点。

第三个时间节点大致在2014-2015年间,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所言,面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走向和外交姿态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过去5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辩论”。

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性威胁,主张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遏制”方向回调。甚至一向对华态度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到了重大“临界点”,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

美深度调整内外政策

可以说,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似乎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强硬论”“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消极论调甚嚣尘上,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路线的声音日益增多。

美国战略界“中国观”之所以出现上述消极变化,与美国自身战略取向的变化息息相关。具有“反建制派”色彩的特朗普政府明确将“美国优先”作为核心施政理念,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美国优先”理念实际上是过去数十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族群矛盾持续积累的产物。过去一年多来,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总纲,大幅调整美国内外政策,呈现“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回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对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大国合作兴趣下降。从美国国内政治看,随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运动的兴起,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愈发难以弥合,特朗普为维护政治基本盘不惜激化国内矛盾,在内政方面摆出一副不妥协的好斗姿态。

在美国深度调整内外政策的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日趋消极,毫不讳言要加大应对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尤其体现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涉华消极论调似乎已经表明,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基本结束,“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或许正在成为美国政策界的一种新共识。

中美“竞争”的三大领域

美国战略界日益从“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华政策,这是不应否认的新现实,但对此也不必过于紧张。这一现实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在实力对比、政策姿态、战略空间、国际地位等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2017年,中国GDP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GDP(18.5万亿美元)的65%。根据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十余年,考虑到中国在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不断强化自身能力,在两国总体经济规模差距缩小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两国“竞争”加剧的担忧或许会进一步增强。

要想有效应对“竞争”,首先要准确分析“竞争”。概而言之,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美国希望以“对等”“公平贸易”等为由对华加大施压。

其次,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担心中国寻求“把美国赶出亚太”,通过推进“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打造制衡中国的地缘架构。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日益突出,美国担心“政治上的中国崛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敏感。

积极引领中美关系走向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在国际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几十年来最为深刻的转型,需要更加深入研判所谓“竞争”问题,从“良性竞争、深度合作”的角度积极塑造中美关系的新态势。

一方面,应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常态,但是,“竞争”与“对抗”存在根本区别,“对手”和“敌手”也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面对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方面日益显著的焦虑感,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施加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凝神聚气、保持定力,注重把握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加大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念引领、战略引领。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要逐步适应中美经贸摩擦常态化的新阶段,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安排,解决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筑牢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

其次,要将拓展中国周边外交空间与打造新时代中美互动模式相结合,谨慎处理“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推动中美合作构建“亚太共同体”,培育两国共同的“朋友圈”。

第三,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中美协作,做大利益“蛋糕”,用好亚投行等机制,促进中美协同提供发展型公共产品、促进地区和平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四,应就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等问题深化中美沟通,增进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政策协调,围绕应对反恐、防扩散、太空和网络安全等共同挑战展开合作。

最后,要高度重视中美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等领域的所谓“竞争”态势,引导美国战略界准确认识“中国道路”,避免双方陷入意识形态对抗,不断深化中美社会交往,厚植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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